紀錄片《誰是掌鏡人：越戰經典照片之謎》（The Stringer: The Man Who Took The Photo）像一把手術刀，緩慢而精準地劃開1968年西貢街頭那一聲槍響留下的傷口。那張照片，越南平民跪在街頭，後腦被子彈貫穿的瞬間，曾經被印在無數反戰海報、教科書、博物館牆面，底下永遠只有四個冷冰冰的字：「特約記者」。五十二年後，一個快要走到人生終點的西貢老編輯，用顫抖的手指指向那行字，說：「這不是真的。」於是，戰地攝影師蓋瑞奈特（Gary Knight）把相機背上肩，像當年衝進戰區一樣，衝進了這場只為一個名字而戰的戰場。
鏡頭從不只追一個人，而是同時追三條命運線：第一條是那位被抹掉名字的「特約記者」，他按下快門的瞬間，子彈同時穿過了被拍者的後腦與他自己的未來；第二條是當年親手刪掉署名的照片編輯，五十二年後在倫敦病房裡，終於鼓起勇氣把真相吐出來；第三條是蓋瑞奈特自己，一個曾經在波士尼亞、盧安達、伊拉克端過相機的人，他知道如果今天不替前輩找回名字，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。三條線在片中交錯，像三條底片同時曝光，最後疊出一張清晰得讓人心痛的圖像。
這部片沒有把蓋瑞奈特塑造成救世主，也沒有給老編輯安插救贖式眼淚。它甚至刻意讓鏡頭變得殘酷：當團隊在越南鄉間找到當年槍決現場的目擊者，那位老人已經認不出照片裡的死者是誰；當他們在巴黎找到一箱發霉的底片，裡面沒有任何署名，只有「SAIGON 1968」的潦草字跡；當他們終於找到那位「特約記者」當年的助手，對方卻說：「他早就死了，死了很久。」每一次希望的破滅，都像快門又按了一次，把殘酷的現實定格在觀眾眼前。
然而就在所有人以為再也找不到答案的時候，片子用了一個近乎頑固的長鏡頭：蓋瑞奈特坐在一間空蕩的檔案室，面前是一台老舊的放大機。他把一張泛黃底片放進去，光線穿過底片，在牆上慢慢浮現出一個幾乎被刮掉、卻仍可辨識的手寫名字。那一刻，沒有配樂，沒有旁白，只有放大機的嗡嗡聲和蓋瑞奈特極輕極輕的一句：「找到了。」接下來畫面切到黑白，底片上的名字被重新寫在照片右下角，字體工整，像給歷史補上一筆遲到了半世紀的簽名。
片尾沒有煽情的致敬詞，也沒有列出長長的名單，只有一行白字在黑幕上緩慢出現：「這張照片現在終於有了名字。但還有成千上萬張，沒有。」接著是整整三十秒的真實快門聲，一格一格，像心跳，又像槍聲。觀眾在黑暗裡聽著那個聲音，才真正明白：每一次快門按下，都是有人用生命在替歷史作證。而這部紀錄片要做的，不是結束一段故事，而是讓那個快門聲，繼續響下去。《誰是掌鏡人：越戰經典照片之謎》用最安靜的方式，拍出了最響的抗議。它提醒我們：一張照片可以停止戰爭，但只有當我們記得拍它的人叫什麼名字，這場戰爭才算真正結束。
